Un monde pluriel mais commun

翻了一下 Un monde pluriel mais commun (2003)，Bruno Latour 的訪談稿，對談者是François Ewald。訪談中 Latour 仍一如往常，堅持 valeur/fait 的區分無益於政治，對此 Ewald 似乎不太以為然。Latour 也談了點法國知識論傳統，認為法國知識論的發展跟政治關係密切 (其功能似乎承繼柏拉圖以來的傳統)，法國可說是建立在知識論上的國家 (État d'épistemologie)。

此外，Latour 自然是要對 "nature" 的概念大肆批評一陣，並建議用 "le monde" 替代 "le nature"。不過我看來，他批評的 "nature" 仍比較是所謂的具權威的外部實在。但 "nature" 還有另一個更語源的意思，創生，他倒是沒怎麼探討。

有一段話談打造共同世界時必也會產生外部敵人，還滿有趣的，記錄一下：

Cette dynamique est cruciale: capacité d’exclure les êtres avec lesquels nous ne pouvons pas vivre, en les désignant explicitement comme ennemis et perplexité (ou mise en attention ou en précaution) qui rappelle que ceux qui sont exclus peuveut revenir nous hanter. (p.61)

談「自然」就談不到外部敵人，所以要談「世界」。類似想法，以前在 Isabelle Stengers 的文章看過，但 Stengers 說的不是敵人，她用「目擊者／犧牲者」稱呼被排除在「共同世界」的東西。當然 Serres 也談很多被共同世界放逐的東西，不過他習慣站在被放逐者的立場，Latour 則關心共同世界的交際手段。

寄食者弁言(譯)

Michel Serres, Le Parasite (1997年口袋版弁言)

交易的結構 

在一個頭腦簡單的有錢人跟前贏得威望，騙子達爾杜弗（Tartuffe）在餐桌上盡享美饌，向他的妻子獻殷勤，試圖娶走其女兒並且奪走家產。交易過程中，達爾杜弗提供了些什麼？什麼也沒有，除了一些裝腔作勢。拉封丹受傅凱（Foucquet）招待，讓‧雅各睡在他的女友家......他們除了拿言語，再沒其他東西好償還得到的麵包與庇蔭。更糟的是，上述兩個著名榜樣尚且用寓言與論述令其贊助者得不朽，相較起來，還有多少平庸作家向他們的資助者騙吃喝？吃白食的，狄德羅這麼稱呼「拉摩的姪兒」（le Neveu de Rameau）。

在濫用關係中，我們稱此拍檔為宿主和食客，後者指的是和邀請人同桌共食的賓客。一個拿走全部卻什麼都不歸還，而另一個則給了全部卻什麼也沒收到。確實，前者是小偷。但後者當真給了些什麼嗎？他們兩者都給了什麼，或偷了什麼呢？彷彿順著獨特的方向（sens）（反方向並且禁止通行），連結兩者的通道，或者此通道所載運的東西，總是從此到彼，不曾回頭。

比起公平交易，人人總是更常碰到這類不公道的事（會覺得不公道，是因為若果宿主被嚙咬得太過分，這種不公平交易可是會要人命）。甚至，依照近來的粗略估算，我更加確定，在我認識的文化裡，關於寄食者的文獻佔據的篇幅，要大大多過於那些對交易的描述。 


寄食關係是那樣簡單，我們幾乎可視之為所有關係中之最簡單者。對此關係的分析超出了人文科學的範疇：生物學也很熟悉這種關係。動植物展現出種種寄食關係，諸如細菌、昆蟲、節肢動物，或者植物學方面的槲寄生或某些真菌。有時候一種生命會糾纏著另一生命，從其宿主的機體中汲取生計、營養或熱量，從而有時宿主一直供養其寄食者，直至死亡。寄食者先於共食者（commensal），後者回報宿主一些好處，這已然是更複雜的共生交換者了。 

靠母親的血液維生，我們難道不是在一開始就已住在娘胎裡了？我們是否可歸結說，所謂的「誕生」，乃是當宿主在奉獻自己一段時間後，無法再承受那個陌生的機體，而將其往外排出的行為？更確切地說，我們從父母親那兒得來的東西，我們卻將之歸還給我們的孩子。我們是孩子的宿主，父母的寄食者。最初的養育、斷奶、離家......簡言之，「教育」難道不正是要我們在一點一滴脫離原初寄食者習性之時，逐漸成為行交換的角色？我們已看到，這種教育或社會的結構相當脆弱，既然多數人還是會躲回依賴他人的慣習裡，彷彿朝向一種根本的平衡狀態。 


人文科學與生物學之外，物理科學同樣也明瞭這個關係。事實上，我們使用的這些拉丁語言，用「寄食者」稱呼持續盤旋在溝通管道中的噪音雜訊：沒有哪個通道沒有這樣的屏障，沒有哪種語言沒有這些可能令其喪失意義的阻礙，圖畫沒有不抖顫的，對話沒有不生誤會的，管線總是有意外的爆裂，總而言之，大自然總是伴隨著背景噪音。

寄食者先於言語的關係，先於餽贈的關係。 


談到人類社會的建立，學者都同意給「交易」一種很根本的角色。邏輯學家、語言學家、人類學家花了巨大篇幅互相討論該問題。群體在交易過程中訂出各種契約。在人類或事物的種種傳遞過程裡，還有什麼比交易行為要來得更精確的呢？ 然而，儘管在學者眼中交易是那樣至關根本，寄食者的實踐卻打破了這樣的律則。寄食者在饋贈者與受贈者的通道間打造出一個方向，禮物即沿著此通道傳遞：其間不可逆關係的單箭頭在邏輯上佔更先位，並且實際上產生出交易的雙箭頭。不給回報的關係將人暴露於致命危險，但在人們傳遞物品的過程中，大家公認的神祕交易「律則」，卻正誕生於此關係中。

寄食關係廣泛散佈在物體裡，在生命間，然後再到文化中，這類關係在人類集體形成前就已開始運作。為了否認上述事實，寄食關係打造出交易關係（交易關係是後來才制訂出來的），以便建築社會與文化的結構。穩定而恆久的寄食關係建立起我們的社會與文化結構。


差不多二十年後的今天，儘管我很想給這本書一種完全不同的風格（至少是為了令其更好理解），但這本關於寓言與形象的書仍支持同樣的根本論題。我一點也沒更動此論題，因為我們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真真切切有過如此經驗。

confort

回南國越一週，心思猶亂紛紛。暫居閒置的城北空屋，整年無人，屋前的私人空間儼然成了社區居民的交際場，甚至被放上了不知誰大方提供的椅子。也難怪，像這樣擁擠逼仄的連棟住宅，哪裡來的涼亭，哪裡來的社區活動中心？人人總是盡可能捍衛自己的空間，每個院子要不是停了車，也都擺滿私人物品。儘管未曾明說，即便私人空間，沒有妥善利用就是浪費。

這幾年整座島嶼只興造新屋，人人都忙搬家、忙裝潢。令我有一種感覺，彷彿裝潢房子成了島民最熱中、或許也是僅存的消遣。或許意識作祟，或者身體反應，我不再感到自在。家人搬新屋，花了年餘選址、裝潢、造景、植栽、布置。舒服，然而待在裡頭，卻有種說也不是的鬱悶。我不忍說這種舒適來得太輕省（前人得花上一兩個世代才造起的家，如今只要交給建商和設計公司，人人就既能安身立命又有品味），但其線索確實已經消失了。我們何以追求這種舒適？或者我們只是在模仿他人？

我似乎預見將來的艱困。自由是因此才如此可貴嗎？

恐慌

看了《不能戳的秘密》。一方面對現在知識系統、官僚系統乃至生產系統的無能感到洩氣。人如今以極大規模的方式操作世界，我們似乎只會面對愈來愈多預料之內、但卻無法掌控的毀滅性災難。問題在於我們尚未（或不願？）發明思考這類災難的合適概念。 

另一方面則是驚訝地發現，這個例子再度重覆了古老的恐慌管理策略。對政府來說，唯一重要的事似乎就是避免社會陷入激情的恐慌。就像管理羊群。不能讓群眾中有誰大聲嚷嚷「偉大的牧神潘（Pan）死了！」。一隻羊的騷動都可能讓整群羊失去控制，因此在比方說移動羊群的時候，牧羊人必須持續地說服羊群，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不要讓牠們的眼睛到處亂看，要不斷地輕聲和緩牠們的情緒。只要不恐慌，羊很快就繼續低頭吃草，忘記有什麼恐怖的事會發生。但恐慌總是可以管理的嗎？牧羊人不會如此篤定。總是會有時候不管怎麼安撫，仍有一兩隻羊會恐慌，會逃跑，會引起羊群一陣混亂，仍得要重來一次。好的牧羊人看得到不可管理的恐慌。 

我們的政府模仿古老的牧羊技術，但就我看來，政府卻忘了自己也在羊群中。或者說，政府有辦法管理自己的恐慌，自己對恐慌的恐慌嗎？ 

無論如何，如今我們的政府在做的，用哲學家Isabelle Stengers的說法，不過是拿「冷恐慌」（panique froide）替代激情的恐慌。「我們無法負擔因社會大恐慌而造成的重大經濟損失」，所以政府將問題（那些有人預見或造謠的問題）冷藏，換裝成總是以矛盾命題出現的政策。我們也是從矛盾中，才知道政府冷靜的恐慌：「我們要徹底防疫、確保禽畜安全、國人生命健康，不過也別忘了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

讀Marc Augé, « Journal d’un SDF »

Marc Augé, Journal d'un SDF (2011, Seuil) 

只要搬過一兩次家，就不難能夠想像，當人失去時空的坐標，會有多麼劇烈的後果。  

- Marc Augé

［小記：原本只想簡單寫點讀書筆記，但愈寫發現愈多問題。為了不要掉進迷宮，還是暫且停在此。］


最近剛讀完人類學家Marc Augé的小書 Journal d’un SDF《街友手記》。會翻開這本「俗民小說」（ethnofiction），一方面是因為好些陣子以來，「人為何（以及如何）佔據一方空間」這個關乎所有權（從而也關於存在的條件）的主題，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袋裡；另一方面在法國，« sans domicile fixe »（無定所者，SDF）確實是很重要的社會議題，甚至在我們很初級的法語課裡，就談過不只一次這個話題。剛好這本書的用字精簡，我還應付得來，就驢步讀完了。 


小說主人公（也就是手記的作者）是退休的查稅員，剛和第二任妻子離異。雖然月退俸接近兩千歐元，但扣除掉支付給第一任妻子的贍養費，剩餘的一千多元，已讓他無法負擔原先和第二任妻子同住的巴黎十五區公寓。不想住在每月六七百元、僅容蝸居的狹小套房，於是在復活節前夕，他決定賣掉所有的家具，切掉與固定住所相關的連繫（例如電話），「搬進」他那輛朋友轉手賣給他的十八年老賓士（前座是沙發，後座是床，後車廂則是衣帽間）。他還是住在熟悉的街區，只是他從此要留心什麼時候能將他的賓士停在什麼地方。這份手記，就是從他打算放棄「樓上的生活」後，記下的個人思考、觀察以及與人互動之種種。 

就經濟條件來說，小說主角的處境不像典型的悲慘世界：他有月退俸，有自己的車可以擋風雨，甚至因為省下房租，他在其他開銷方面可算是有餘裕的街友。雖然從「樓上」搬到「街上」，他仍然能混裝成一般的退休人士。他很清楚，外表得體可以讓他的街頭生活過得更容易（他甚至比從前穿得更雅致些）。如此，要是他內急，他可以直走進咖啡店廁所，佯裝成坐在露天座位的顧客，而不會引人側目。沒有人知道他是街友。他每天在tabac吃早餐，在小酒館喝咖啡、寫作（這本手記），上肉舖或麵包店買餐點。這些特定的店家界定了街區的範圍。他每週上平價旅館兩次，一方面可以睡得更舒服，一方面可以洗澡、打點儀容。其餘的時間，他就在住了一輩子的巴黎晃蕩，童年成長的街區，工作生活的街區，以及其他不熟悉從而只覺淡漠的街區。 

然而放棄定居，生活上還是有許多變化。既然生活不在樓上而在街上，既然他生活在街上，而非經過街上，他和所屬街區的店家就變得更為熟稔，從前麵包店裡的對話總是一成不變的招呼以及婉拒（婉拒老闆同樣一成不變、不帶期望的詢問，「要不要試試我們的檸檬塔？」），現在則有更多的互動。在一些店家裡，他開始有名字，甚或獲得特別的招呼方式（酒館老闆娘會因為客人太多向他致歉）。他也和過去會盡量避開的乞丐街友聊幾句話，他發現原來即使「真的」遊民也並非匿名者，附近的店家往往叫得出那些常居街友的名字。 

街頭更像劇場，生活更接近角色扮演，但這是一種會引發矛盾的角色扮演。小說主角有意識地在現實生活中扮演某角色。他既感到自己不是那個和別人互動的自己，卻又從中覺察到自我。他扮演一個樂於上咖啡館寫點東西的退休人士，他知道自己在演戲、在說謊，但他也知道他其實只不過是那個角色：「我在說謊，的確，但謊言背後，什麼都沒有。」（77）散場後不回家，這種與他人不同、獨有的空缺（因為意識到角色後獨有的空缺，他也從而成為自己），讓他懸在存有的邊緣，或者生與死的界限。 


居所（lieu）如何界定、限制、展開人的認同與關係，也許是Augé想探索的人類學論題。據他所言，用小說的形式從事人類學探索，亦即書寫「俗民小說」，為的是要展現出人類學論題或概念裡窩藏的種種情感、欲求與不確定性。（10）俗民小說和許多人類學研究一樣，亦在探索全面的社會事實（fait social total）。但並非作者為讀者提供全景，當讀者在閱讀小說主人公特定的觀點及其所屬的特定情境，還要自己想像、展開此人類學論題的全貌。（8）Augé認為伏爾泰的憨第德（Candide）或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也都是俗民小說人物，但如果說兩者比較是藉由看到怪異的世界而回返自身，《街友手記》則是藉由角色的自省過程，讓人發現這世界的瘋狂。（11） 

這是我第一次讀Augé，也不熟悉他過去的研究（因此這篇隨寫並不緊貼Augé的理論），只知道他曾提出「非居所」（non-lieu）的概念。就我的理解，「居所」是人生活、居住、停留之所在，人在那裡與他人遭遇、互動，建立人際關係，並辨認出自我的社會位置。相對地，非居所則是一種可變換、不具個別特徵的地方，人在那裡沒有名字，人只「經過」非居所。地鐵捷運、公路休息站、超級市場經常都是非居所。如果說居所是十字路口，非居所更像公路系統交流道：交錯（se croiser），卻不相遇（se rencontrer）。當然，居所與非居所的界限因人而異，對有些人來說，街頭可以只是每天上下班經過的匿名場所，但對另外一些人，卻是他們建立私人關係的生活空間。 


小說主角穿梭於居所與非居所間，甚至好像造出了另一種情境：居所與非居所不再容易區分開來的狀況。「非居所」如何轉變為「居所」？人可能生活在非居所嗎？當居所和非居所重疊在一起，情況會如何？小說將這些問題擺在特定的情境中，結果是讓問題變得更曖昧。對我來說，疊加或置換非居所與居所，反而讓「居所是什麼？」變成更引人好奇的問題。居所由特定的關係編織而成，從而的確使居住在那裡的人獲得特殊性，獲得認同感。嚴格說來，應該是從屬感：我屬於這個空間。但另一方面，這個空間屬於我嗎？人能夠沒有自己的、私有的居所嗎？似乎光從居所那裡拿到特殊權還不夠，人還要居所的專有權。居所裡那一方私有的角落是人際關係到不了之處。街友、遊民、流浪漢、SDF，這些人住在（某些人眼中的）非居所裡，街坊鄰居甚至喊得出其名字，他們仍在居所之中，他們屬於某個處所、某個街區。但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沒有從居所中抽取一塊私有的、非關係的角落，或至少他們令專有權變成問題。我擁有什麼？既然我不回家，既然我不過是我扮演的角色，儘管看同樣的電視、聊同樣的新聞，我擁有的是社會角色之後獨有的空缺。 

小說中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片段。某天大雨的夜裡，主人公躺在賓士車後座，睡得不很安寧。突然間他睜開眼睛，看到那個和他同一街區、並且已有過好些對話的乞丐街友（他已經有了名字，François），正在敲他的車窗，彷彿希望能進去躲雨。湧起了某種莫名的厭惡感，主人公決定撇過頭閉上眼睛不理他，當他再度睜開眼睛時，Fraçois已經離開。他首先出現的念頭是，「好吧，明天我碰到他，會再給他幾歐元。」此偶遇事件裡的拆穿與拒絕，對我來說，提出了「人能否失去最小限度的獨有居所？」這樣的問題。車子是他的居所，但就他在非居所之處上演（有意識）的互動劇碼來說（或者說將居所與非居所疊加在一起），車子更像是居所的缺乏，「夜晚棲身在車裡」對應到的是社會角色背後的空無，是在缺乏居所界定自身時，讓自己存在的唯一保證。獨有的空無作為存在之保證。將車門打開，他就失去最後專屬於他的一小方居所（儘管他想過，他的賓士或許不過是載著臨終者的救護車），他就成了François，真正的無家者。他在被迫選擇的當頭，決定保有這個僅容躺下的居所，保持這條儘管已不穩固的界限，保持那個僅屬他的空缺。 

是否人總要有自己專有的居所（而非僅是自己所屬的居所），才能從那個由關係編織而成的居所後，總結出關係外的自我？如果失去獨有的居所，至少要擁有失去後留下的空缺，擁有「缺席權」。我們可以想像「自我」完全溢出那個專屬居所（甚或專屬非居所），會變成什麼樣子嗎？ 

我想到第二個片段。小說主角某天走在不熟悉的巴黎十二區。感到有些疲累，便走進一家酒吧。電視上正播放著網球比賽，他也懶洋洋地跟著看。一名男子走近問他是否也覺得Federer很厲害，他不幸回上一兩句，那男子就開始滔滔不絕和他攀談起來，說他也曾是優秀的網球選手，要不是某些緣故，他也不會轉行改玩劇場，但他的劇作也曾頗受好評，他並且談起了拉封丹。最後甚至邀主人公共進晚餐。主人公發現，雖然那人和他不停攀談，淡藍色透明的眼神卻彷彿不是向著他。突然間，他發現那人應該是瘋了，在聊天的過程，那人已經跨過了一道不可見的邊界，在向「那些人」攀談、邀請那些人共進晚餐。憐憫與害怕的情緒，讓日記作者選擇尿遁，他擔心跨越瘋狂的界線，或者他發現越界的瘋狂。 

失去專屬性的自我，跨出這條線，自我徘徊在關係中，這是否就是「失神」或「入迷」（extase）的狀態？ 


依據Serres的說法，傳訊時代（亦即天使時代）的一個特徵是，我們不再只問人在哪裡（ubi?）、從哪裡來（unde?）、往哪裡去（quo?），我們還問人經過哪裡（qua?）。在La légende des anges一書裡，他的第一批傳訊者就是SDF。無獨有偶，Augé思考lieu/non-lieu的問題，也設想一種SDF類型。其實當初關心這個問題，多少是因為來法國後，很快就注意到SDF似乎是社會內部的一種生活形式（一種在內部的他者？）。在法國，一方面有固定居所是相當重要的事（大部分的身分資料都要求固定住所），另一方面，對遊民問題的討論，乃至對遊民的容忍，似乎遠超出灑水清街道的階級道德問題。

quelques livres à propos de la crise ou la catastrophe

Je ne connais que peu de philosophes français contemporains. Mais à ma surprise,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plusieurs d’entre ceux dont j’avais entendu parler ont réfléchi sur les crises récentes (par exemple, la crise financière, la crise d’agriculture…) ou les catastrophes naturelles mais aussi humaines qui se passe justement. Pourtant ils les réfléchissent en façon générale et philosophique. 

Ci-dessous lesdits essais qui m’intéressent : 

Temps des crises, par Michel Serres, 2009. 
Au temps des catastrophes, par Isabelle Stengers, 2009. 
Comment vivre en temps de crise, par Edgar Morin, 2010. 
Du bon usage des catastrophes, par Régis Debray, 2011. 
L’Équivalence des catastrophes (Après Fukushima), par Jean-Luc Nancy, 2012.

Tous les essais ne sont pas longs. J’ai lu celui de Michel Serres, et je suis en train de feuilleter ceux d’autres auteurs. Pourvu que je puisse les comprendre un peu.

Opinion, opiniâtre, inopiné

以前在想「批判」為何時，偶然發現「辯」字和 «critiquer» 一樣，兩者皆源於法庭審判：辯，罪人相訟。從打鬥到辯論，從 «combattre» 到 «débattre»，法庭的發明既讓人得以用口舌取代身體互搏，又延續了這種對立的姿態。或者說，辯論是舞台上的打鬥，是一場演出 (répresentation)，敵對的雙方沒有人真的戰勝。

至少，當辯論的雙方代表 (répresenter) 不同的主張 (opinion) 時，不可能有人戰勝，不可能有人被說服。我們從未在任何一次的政治辯論中，聽到辯論者承認對手對了。

就此事實，法語給了字面上說明：«répresenter une opinion, c'est être opiniâtre»。誰代表了某個主張，誰就成了固執的傢伙。更甚者，固守主張的人，不會說出任何出乎意料之語：les opiniâtres ne posent jamais de questions inopinés。

突然間，我們找到了政治人物熱愛辯論，而台下觀眾熱愛其演出的原因：一種對新鮮事的固執抗拒。


référence: « Le débat », Petite Chroniques du Dimanche Soir 2, Le Pomm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