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搬過一兩次家，就不難能夠想像，當人失去時空的坐標，會有多麼劇烈的後果。
- Marc Augé
［小記：原本只想簡單寫點讀書筆記，但愈寫發現愈多問題。為了不要掉進迷宮，還是暫且停在此。］
最近剛讀完人類學家Marc Augé的小書 Journal d’un SDF《街友手記》。會翻開這本「俗民小說」（ethnofiction），一方面是因為好些陣子以來，「人為何（以及如何）佔據一方空間」這個關乎所有權（從而也關於存在的條件）的主題，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袋裡；另一方面在法國，« sans domicile fixe »（無定所者，SDF）確實是很重要的社會議題，甚至在我們很初級的法語課裡，就談過不只一次這個話題。剛好這本書的用字精簡，我還應付得來，就驢步讀完了。
小說主人公（也就是手記的作者）是退休的查稅員，剛和第二任妻子離異。雖然月退俸接近兩千歐元，但扣除掉支付給第一任妻子的贍養費，剩餘的一千多元，已讓他無法負擔原先和第二任妻子同住的巴黎十五區公寓。不想住在每月六七百元、僅容蝸居的狹小套房，於是在復活節前夕，他決定賣掉所有的家具，切掉與固定住所相關的連繫（例如電話），「搬進」他那輛朋友轉手賣給他的十八年老賓士（前座是沙發，後座是床，後車廂則是衣帽間）。他還是住在熟悉的街區，只是他從此要留心什麼時候能將他的賓士停在什麼地方。這份手記，就是從他打算放棄「樓上的生活」後，記下的個人思考、觀察以及與人互動之種種。
就經濟條件來說，小說主角的處境不像典型的悲慘世界：他有月退俸，有自己的車可以擋風雨，甚至因為省下房租，他在其他開銷方面可算是有餘裕的街友。雖然從「樓上」搬到「街上」，他仍然能混裝成一般的退休人士。他很清楚，外表得體可以讓他的街頭生活過得更容易（他甚至比從前穿得更雅致些）。如此，要是他內急，他可以直走進咖啡店廁所，佯裝成坐在露天座位的顧客，而不會引人側目。沒有人知道他是街友。他每天在tabac吃早餐，在小酒館喝咖啡、寫作（這本手記），上肉舖或麵包店買餐點。這些特定的店家界定了街區的範圍。他每週上平價旅館兩次，一方面可以睡得更舒服，一方面可以洗澡、打點儀容。其餘的時間，他就在住了一輩子的巴黎晃蕩，童年成長的街區，工作生活的街區，以及其他不熟悉從而只覺淡漠的街區。
然而放棄定居，生活上還是有許多變化。既然生活不在樓上而在街上，既然他生活在街上，而非經過街上，他和所屬街區的店家就變得更為熟稔，從前麵包店裡的對話總是一成不變的招呼以及婉拒（婉拒老闆同樣一成不變、不帶期望的詢問，「要不要試試我們的檸檬塔？」），現在則有更多的互動。在一些店家裡，他開始有名字，甚或獲得特別的招呼方式（酒館老闆娘會因為客人太多向他致歉）。他也和過去會盡量避開的乞丐街友聊幾句話，他發現原來即使「真的」遊民也並非匿名者，附近的店家往往叫得出那些常居街友的名字。
街頭更像劇場，生活更接近角色扮演，但這是一種會引發矛盾的角色扮演。小說主角有意識地在現實生活中扮演某角色。他既感到自己不是那個和別人互動的自己，卻又從中覺察到自我。他扮演一個樂於上咖啡館寫點東西的退休人士，他知道自己在演戲、在說謊，但他也知道他其實只不過是那個角色：「我在說謊，的確，但謊言背後，什麼都沒有。」（77）散場後不回家，這種與他人不同、獨有的空缺（因為意識到角色後獨有的空缺，他也從而成為自己），讓他懸在存有的邊緣，或者生與死的界限。
居所（lieu）如何界定、限制、展開人的認同與關係，也許是Augé想探索的人類學論題。據他所言，用小說的形式從事人類學探索，亦即書寫「俗民小說」，為的是要展現出人類學論題或概念裡窩藏的種種情感、欲求與不確定性。（10）俗民小說和許多人類學研究一樣，亦在探索全面的社會事實（fait social total）。但並非作者為讀者提供全景，當讀者在閱讀小說主人公特定的觀點及其所屬的特定情境，還要自己想像、展開此人類學論題的全貌。（8）Augé認為伏爾泰的憨第德（Candide）或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也都是俗民小說人物，但如果說兩者比較是藉由看到怪異的世界而回返自身，《街友手記》則是藉由角色的自省過程，讓人發現這世界的瘋狂。（11）
這是我第一次讀Augé，也不熟悉他過去的研究（因此這篇隨寫並不緊貼Augé的理論），只知道他曾提出「非居所」（non-lieu）的概念。就我的理解，「居所」是人生活、居住、停留之所在，人在那裡與他人遭遇、互動，建立人際關係，並辨認出自我的社會位置。相對地，非居所則是一種可變換、不具個別特徵的地方，人在那裡沒有名字，人只「經過」非居所。地鐵捷運、公路休息站、超級市場經常都是非居所。如果說居所是十字路口，非居所更像公路系統交流道：交錯（se croiser），卻不相遇（se rencontrer）。當然，居所與非居所的界限因人而異，對有些人來說，街頭可以只是每天上下班經過的匿名場所，但對另外一些人，卻是他們建立私人關係的生活空間。
小說主角穿梭於居所與非居所間，甚至好像造出了另一種情境：居所與非居所不再容易區分開來的狀況。「非居所」如何轉變為「居所」？人可能生活在非居所嗎？當居所和非居所重疊在一起，情況會如何？小說將這些問題擺在特定的情境中，結果是讓問題變得更曖昧。對我來說，疊加或置換非居所與居所，反而讓「居所是什麼？」變成更引人好奇的問題。居所由特定的關係編織而成，從而的確使居住在那裡的人獲得特殊性，獲得認同感。嚴格說來，應該是從屬感：我屬於這個空間。但另一方面，這個空間屬於我嗎？人能夠沒有自己的、私有的居所嗎？似乎光從居所那裡拿到特殊權還不夠，人還要居所的專有權。居所裡那一方私有的角落是人際關係到不了之處。街友、遊民、流浪漢、SDF，這些人住在（某些人眼中的）非居所裡，街坊鄰居甚至喊得出其名字，他們仍在居所之中，他們屬於某個處所、某個街區。但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沒有從居所中抽取一塊私有的、非關係的角落，或至少他們令專有權變成問題。我擁有什麼？既然我不回家，既然我不過是我扮演的角色，儘管看同樣的電視、聊同樣的新聞，我擁有的是社會角色之後獨有的空缺。
小說中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片段。某天大雨的夜裡，主人公躺在賓士車後座，睡得不很安寧。突然間他睜開眼睛，看到那個和他同一街區、並且已有過好些對話的乞丐街友（他已經有了名字，François），正在敲他的車窗，彷彿希望能進去躲雨。湧起了某種莫名的厭惡感，主人公決定撇過頭閉上眼睛不理他，當他再度睜開眼睛時，Fraçois已經離開。他首先出現的念頭是，「好吧，明天我碰到他，會再給他幾歐元。」此偶遇事件裡的拆穿與拒絕，對我來說，提出了「人能否失去最小限度的獨有居所？」這樣的問題。車子是他的居所，但就他在非居所之處上演（有意識）的互動劇碼來說（或者說將居所與非居所疊加在一起），車子更像是居所的缺乏，「夜晚棲身在車裡」對應到的是社會角色背後的空無，是在缺乏居所界定自身時，讓自己存在的唯一保證。獨有的空無作為存在之保證。將車門打開，他就失去最後專屬於他的一小方居所（儘管他想過，他的賓士或許不過是載著臨終者的救護車），他就成了François，真正的無家者。他在被迫選擇的當頭，決定保有這個僅容躺下的居所，保持這條儘管已不穩固的界限，保持那個僅屬他的空缺。
是否人總要有自己專有的居所（而非僅是自己所屬的居所），才能從那個由關係編織而成的居所後，總結出關係外的自我？如果失去獨有的居所，至少要擁有失去後留下的空缺，擁有「缺席權」。我們可以想像「自我」完全溢出那個專屬居所（甚或專屬非居所），會變成什麼樣子嗎？
我想到第二個片段。小說主角某天走在不熟悉的巴黎十二區。感到有些疲累，便走進一家酒吧。電視上正播放著網球比賽，他也懶洋洋地跟著看。一名男子走近問他是否也覺得Federer很厲害，他不幸回上一兩句，那男子就開始滔滔不絕和他攀談起來，說他也曾是優秀的網球選手，要不是某些緣故，他也不會轉行改玩劇場，但他的劇作也曾頗受好評，他並且談起了拉封丹。最後甚至邀主人公共進晚餐。主人公發現，雖然那人和他不停攀談，淡藍色透明的眼神卻彷彿不是向著他。突然間，他發現那人應該是瘋了，在聊天的過程，那人已經跨過了一道不可見的邊界，在向「那些人」攀談、邀請那些人共進晚餐。憐憫與害怕的情緒，讓日記作者選擇尿遁，他擔心跨越瘋狂的界線，或者他發現越界的瘋狂。
失去專屬性的自我，跨出這條線，自我徘徊在關係中，這是否就是「失神」或「入迷」（extase）的狀態？
依據Serres的說法，傳訊時代（亦即天使時代）的一個特徵是，我們不再只問人在哪裡（ubi?）、從哪裡來（unde?）、往哪裡去（quo?），我們還問人經過哪裡（qua?）。在La légende des anges一書裡，他的第一批傳訊者就是SDF。無獨有偶，Augé思考lieu/non-lieu的問題，也設想一種SDF類型。其實當初關心這個問題，多少是因為來法國後，很快就注意到SDF似乎是社會內部的一種生活形式（一種在內部的他者？）。在法國，一方面有固定居所是相當重要的事（大部分的身分資料都要求固定住所），另一方面，對遊民問題的討論，乃至對遊民的容忍，似乎遠超出灑水清街道的階級道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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