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 monde pluriel mais commun

翻了一下 Un monde pluriel mais commun (2003)，Bruno Latour 的訪談稿，對談者是François Ewald。訪談中 Latour 仍一如往常，堅持 valeur/fait 的區分無益於政治，對此 Ewald 似乎不太以為然。Latour 也談了點法國知識論傳統，認為法國知識論的發展跟政治關係密切 (其功能似乎承繼柏拉圖以來的傳統)，法國可說是建立在知識論上的國家 (État d'épistemologie)。

此外，Latour 自然是要對 "nature" 的概念大肆批評一陣，並建議用 "le monde" 替代 "le nature"。不過我看來，他批評的 "nature" 仍比較是所謂的具權威的外部實在。但 "nature" 還有另一個更語源的意思，創生，他倒是沒怎麼探討。

有一段話談打造共同世界時必也會產生外部敵人，還滿有趣的，記錄一下：

Cette dynamique est cruciale: capacité d’exclure les êtres avec lesquels nous ne pouvons pas vivre, en les désignant explicitement comme ennemis et perplexité (ou mise en attention ou en précaution) qui rappelle que ceux qui sont exclus peuveut revenir nous hanter. (p.61)

談「自然」就談不到外部敵人，所以要談「世界」。類似想法，以前在 Isabelle Stengers 的文章看過，但 Stengers 說的不是敵人，她用「目擊者／犧牲者」稱呼被排除在「共同世界」的東西。當然 Serres 也談很多被共同世界放逐的東西，不過他習慣站在被放逐者的立場，Latour 則關心共同世界的交際手段。

恐慌

看了《不能戳的秘密》。一方面對現在知識系統、官僚系統乃至生產系統的無能感到洩氣。人如今以極大規模的方式操作世界，我們似乎只會面對愈來愈多預料之內、但卻無法掌控的毀滅性災難。問題在於我們尚未（或不願？）發明思考這類災難的合適概念。 

另一方面則是驚訝地發現，這個例子再度重覆了古老的恐慌管理策略。對政府來說，唯一重要的事似乎就是避免社會陷入激情的恐慌。就像管理羊群。不能讓群眾中有誰大聲嚷嚷「偉大的牧神潘（Pan）死了！」。一隻羊的騷動都可能讓整群羊失去控制，因此在比方說移動羊群的時候，牧羊人必須持續地說服羊群，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不要讓牠們的眼睛到處亂看，要不斷地輕聲和緩牠們的情緒。只要不恐慌，羊很快就繼續低頭吃草，忘記有什麼恐怖的事會發生。但恐慌總是可以管理的嗎？牧羊人不會如此篤定。總是會有時候不管怎麼安撫，仍有一兩隻羊會恐慌，會逃跑，會引起羊群一陣混亂，仍得要重來一次。好的牧羊人看得到不可管理的恐慌。 

我們的政府模仿古老的牧羊技術，但就我看來，政府卻忘了自己也在羊群中。或者說，政府有辦法管理自己的恐慌，自己對恐慌的恐慌嗎？ 

無論如何，如今我們的政府在做的，用哲學家Isabelle Stengers的說法，不過是拿「冷恐慌」（panique froide）替代激情的恐慌。「我們無法負擔因社會大恐慌而造成的重大經濟損失」，所以政府將問題（那些有人預見或造謠的問題）冷藏，換裝成總是以矛盾命題出現的政策。我們也是從矛盾中，才知道政府冷靜的恐慌：「我們要徹底防疫、確保禽畜安全、國人生命健康，不過也別忘了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

quelques livres à propos de la crise ou la catastrophe

Je ne connais que peu de philosophes français contemporains. Mais à ma surprise,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plusieurs d’entre ceux dont j’avais entendu parler ont réfléchi sur les crises récentes (par exemple, la crise financière, la crise d’agriculture…) ou les catastrophes naturelles mais aussi humaines qui se passe justement. Pourtant ils les réfléchissent en façon générale et philosophique. 

Ci-dessous lesdits essais qui m’intéressent : 

Temps des crises, par Michel Serres, 2009. 
Au temps des catastrophes, par Isabelle Stengers, 2009. 
Comment vivre en temps de crise, par Edgar Morin, 2010. 
Du bon usage des catastrophes, par Régis Debray, 2011. 
L’Équivalence des catastrophes (Après Fukushima), par Jean-Luc Nancy, 2012.

Tous les essais ne sont pas longs. J’ai lu celui de Michel Serres, et je suis en train de feuilleter ceux d’autres auteurs. Pourvu que je puisse les comprendre un peu.

Grand Récit

讀Serres九零年代的作品，就常見他強調當代哲學家的任務應當是寫下大敘事（grands récits），雖然讀到一些理由，卻仍不是太明白。Hominescence (2001), L’Incandescent (2003), Rameaux (2004), Récits d’humanisme (2006)，Serres的這四部作品有時被稱為大敘事四部曲，一直還沒有機會和精力讀。趁假期先讀一篇寫得不錯的相關文章（Marcel Hénaff, Temps des hommes, temps du monde: Michel Serres et les bifurcations du Grand Récit, dans le Cahier Michel Serres, l’Herne 2011），簡單寫一點想法。 

1. Serres用 « grands récits »，跟後現代理論批評的後設敘事似乎沒太大關係。這點不太奇怪，既然Serres也不認為後設語言有什麼價值。大敘事的特點是「大」。Serres的敘事中，自然和文化之間沒有深刻的斷裂。（人的）歷史敘事即使長如年鑑學派的 « longue durée » 或孔德（不太可能）的人類史三階段，不過數百年、數千年，但現在的人身後背著的歷史，依據科學，卻有二十萬年、四十億年，甚或一百五十億年，端視我們把人視為Homo sapiens（智人，或依據字源「能品味的人」）、生命或存有物。從數量級來看，將人與自然對立起來，顯得不成比例。此外我們的身體、細胞裡早已寫入了大量的敘事，岩層裡也載有亙古的記憶：人不是唯一的敘事者。
2. 自然（nature）總是不斷重生（naître），人的演化也是自然演化不斷分岔過程的一段，因此也具有不可預期的特徵。因此思考人的演化，不能止於詢問 « hominisation »（人化）的過程，此過程在Homo sapiens誕生時即已完成。Serres用 « hominiscence » 這個字談人的生成，« -scence » 表示一種尚在發軔、發展中的行動：人雖然在因緣際會的演化過程中偶然地承載了各種時間的印記，但人還要繼續走向下一個分叉點。人還在成為人的過程中。 
3. 雖然「適應」環境（adaptation）對物種的穩定來說很重要，太適應環境卻會造成物種演化的危機。對Serres來說hominiscence的過程中，人的身體和環境的關係變得不太穩定，人並不像許多動物一樣那麼適應環境。一方面這讓人暴露在自然或其他的關係時，顯得特別脆弱，另一方面卻也增加了人的可能性。這可從人的器官變得愈來愈不特化看出。手是最顯著的例子：沒有固定的功能，因此有全部的可能。
4. 與人沒有特定功能（或本質）、人不很適應環境、人生而脆弱等相關的，是Serres稱之為「外部化」（externalisation）的過程，亦即技術的發展。人將自身的器官的功能分派到事物上（例如將毛髮的功能分派給衣著、將髖關節的功能分派給輪子），如此，人使週遭的事物也隨之演化，而其演化又回過頭改變人，這種遞迴過程的效果是大大地加快了演化的步調。 
5. Serres對hominescence的描述，似乎和Le Parasite一書所描述的寄食者仍有許多相似之處，特別在語言（資訊）與勞力（能量）兩者之間奇妙的交換。以前對「寄食者如何用花言巧語反客為主，成為主人的主人」這樣的過程感到有點不解，不過看起來Serres對此提出了一些新的談法：無限脆弱的人無力承受外在世界施加其上的巨大能量；但既然存有物都是資訊與能量的交換者，人可以借用其他存有物 ( 此或可謂剝削 )，漸漸地將能量轉換為可供操作的資訊，先是利用其他的同類，接下來其他的生命，乃至於透過技術轉換整個世界。資訊與能量兩者間的深壑如此填平了。 

寄食者發展到了一個節骨眼仍舊要面對惡的問題，亦即死亡的問題。但讀過一些近年的訪談，感覺Serres隨著年紀漸增，好像有愈來愈樂觀的趨勢，像是幾乎要把希望都押寶在年輕人身上似的。希望何在，還待分解。

關於現代人的人類學

布魯諾˙拉圖的《我們從未現代過》（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中譯本上個月甫在台上市，稍早前，他的法語新作L’Enquête sur les modes d’existence（Découverte, 2012）也剛出版。據拉圖言，他在寫《我們從未現代過》前，已規劃兩條不同方向的研究計畫，其一的成果即是後來在STS領域頗為流行的行動者網絡理論（théorie de l’acteur-réseau）；另一項尚未見光的計畫，則是要探究­­「現代人」各種不同（但並非先驗）的存在模式（modes d’existence）。如果說前者的目標是要理解「『我們』是如何連繫在一起的？」，從而主要任務是要發展一套追溯集體的方法（一種新的socio-logie），那麼後者的目標則在於界定出「『我們』被連繫成哪些樣子？」

還沒看到這本「重量級」巨作（將近五百頁！），不過網路上已有一些相關資訊。拉圖自己網站上有篇以自傳形式介紹這本書的文章（PDF），還蠻有意思的，尤其曾在某些時候著迷於他的作品、但又對他研究取徑之轉折感到不解（或不滿）的學生，應該會得到一些遲來的解釋。其中一點是，讀完後我比較能理解何以他一直堅持「愈多的中介（詮釋、翻譯、指涉），就愈真實」這樣的信念。

看起來，用模式的方式談存在物（用更接近行動者網絡的概念，或稱之為延展模式（modes d’extension）），有點類似用體制談真理（régimes de vérité）或用政體談證成（cités de justification，見《我們從未現代過》2.13一節）。存在物界定自某特殊的關係網絡（模式），在不同的模式中，事物具有不同的存在地位。這些模式各自獨立，有各自的纏結方式，也在一些地方互相交錯，事物若身處交錯地帶，其存在地位顯得曖昧，或者引發衝突。「腦神經科學的知識可以對法律上的責任問題提供答案」，如果這樣的宣稱讓我們感到犯了「範疇上的謬誤」，那是因為科學知識或社會價值，在不同的模式中有不同的存在地位。

對「現代人」來說，現代科學是一種特殊的模式，但不是唯一，技術、藝術、政治、金融、司法，甚至宗教，都是現代人生存其中的模式。甚至科學本身也是多種不同模式交錯摺疊在一起的集合體。拉圖從過去研究中得出十五種不同的存在模式，包括了一種特殊的「滑鼠點擊」（Double Clic）模式，在其中事物無須任何轉換即成為完美的存在物，那是一種和科學或宗教都很不同的無中介模式：純粹資訊。無中介的存在物如何在網絡世界中現身？我很好奇。

拉圖的新書還有一個創舉，除了出紙本書外，還附上一個協力網站，讀者可以反對或者補充拉圖在書中的暫時成果，預計在2014年這個由讀者組成的研究團隊，可以重新出版一本新的現代人人類學調查。這個網站目前只有法語版，不過據說本書英譯本很快就會在明年問世，到時可以再看這項實驗能走到怎樣地步。

2013/8/15 補記
Graham Harman與Bruno Latour兩人對談時，Latour提及modes of existence是一個與Irreductions很不相同的計畫。儘管Latour並未將存有（或客體、物）化約為關係，他自認在Irreductions並沒有將存有的subsistence處理得很好（如果事物只由關係界定，那麼事物是否還有各自的singularity？）。談modes of existence的目標之一即是在處理這個問題。

關於翻譯

好譯者，好翻譯。譯者消失在好的翻譯作品之前。或者說，愈好的翻譯作品，愈不見譯者現身。好譯者不用為著這個或那個句子，跳進句子的尾巴，用註解說出那些他無能用翻譯說出的事情。好的作品不要機械神來收尾，由是好的翻譯也不靠註解來輔助。當然，翻譯總是不夠好。翻譯的世界不是完美的世界。即使是所有可能的翻譯中最好的翻譯，也還不夠好。所以譯者現身，佔據中間的位置，聲明自己為什麼這樣或那樣翻譯。不夠好的譯者有責任出席。

因此，給譯者以名聲、以功勞，恰恰說明他不是個好譯者：正是由於你的無能，你必須將自己的名字掛在書本封面，你必須保留你的簽名。你要解釋，你要受檢視。

當譯者放棄追求好的翻譯，他就轉而追求好的名聲。他忘記他之所以掛上名字、他之所以佔據一席之地，是因為他並未做好翻譯。或者他寧可用自己斗大的名字轉移人們的目光，避免人們看見翻譯的缺陷，避免人們向他求解釋。壞譯者出席是為了免除責任。

暴露

如果巴斯卡手中的筆換成鍵盤，如果他也成了部落客，他還能否繼續沉思？醞釀不再是美德，我們力求表現。從前歐陽修以為文字的疵病只能自見，不必待人指擿；盧梭則對十八世紀的女文豪（Mme d'Épinay?）一旦寫就隻字片語就立刻抓人當朗讀聽眾，感到相當厭煩。雖說暴露原是本能，但這時代對我們來說太方便了。管它什麼珍貴的藏在裡頭，先跟著渣滓一同倒出來再說！

Les Confessions

近來都在入夢前讀盧梭的告解，或者是辯白──此間差別不很重要。雖然經常覺得他無絕期傾訴自己所受之傷害、之放逐，滑稽地令人難為情，但心底仍佩服他。佩服他願意奉獻自己供人行精神分析，這是本時代躍躍欲試、卻又不夠誠心的我們，難望項背的。

但尤其佩服他完美示範了寄食者的種種特徵，這些遍布在我們時代，但尚未彙整，或不願彙整的特徵。也許這才是秘密所在（如果必要揭發的話）：如何才能從「親愛的媽媽」那兒享用一切，卻毋須耗費太多力氣。要怎麼用言語交換食物？說到取悅的技藝，盧梭是我們的模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