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nd Récit

讀Serres九零年代的作品，就常見他強調當代哲學家的任務應當是寫下大敘事（grands récits），雖然讀到一些理由，卻仍不是太明白。Hominescence (2001), L’Incandescent (2003), Rameaux (2004), Récits d’humanisme (2006)，Serres的這四部作品有時被稱為大敘事四部曲，一直還沒有機會和精力讀。趁假期先讀一篇寫得不錯的相關文章（Marcel Hénaff, Temps des hommes, temps du monde: Michel Serres et les bifurcations du Grand Récit, dans le Cahier Michel Serres, l’Herne 2011），簡單寫一點想法。 

1. Serres用 « grands récits »，跟後現代理論批評的後設敘事似乎沒太大關係。這點不太奇怪，既然Serres也不認為後設語言有什麼價值。大敘事的特點是「大」。Serres的敘事中，自然和文化之間沒有深刻的斷裂。（人的）歷史敘事即使長如年鑑學派的 « longue durée » 或孔德（不太可能）的人類史三階段，不過數百年、數千年，但現在的人身後背著的歷史，依據科學，卻有二十萬年、四十億年，甚或一百五十億年，端視我們把人視為Homo sapiens（智人，或依據字源「能品味的人」）、生命或存有物。從數量級來看，將人與自然對立起來，顯得不成比例。此外我們的身體、細胞裡早已寫入了大量的敘事，岩層裡也載有亙古的記憶：人不是唯一的敘事者。
2. 自然（nature）總是不斷重生（naître），人的演化也是自然演化不斷分岔過程的一段，因此也具有不可預期的特徵。因此思考人的演化，不能止於詢問 « hominisation »（人化）的過程，此過程在Homo sapiens誕生時即已完成。Serres用 « hominiscence » 這個字談人的生成，« -scence » 表示一種尚在發軔、發展中的行動：人雖然在因緣際會的演化過程中偶然地承載了各種時間的印記，但人還要繼續走向下一個分叉點。人還在成為人的過程中。 
3. 雖然「適應」環境（adaptation）對物種的穩定來說很重要，太適應環境卻會造成物種演化的危機。對Serres來說hominiscence的過程中，人的身體和環境的關係變得不太穩定，人並不像許多動物一樣那麼適應環境。一方面這讓人暴露在自然或其他的關係時，顯得特別脆弱，另一方面卻也增加了人的可能性。這可從人的器官變得愈來愈不特化看出。手是最顯著的例子：沒有固定的功能，因此有全部的可能。
4. 與人沒有特定功能（或本質）、人不很適應環境、人生而脆弱等相關的，是Serres稱之為「外部化」（externalisation）的過程，亦即技術的發展。人將自身的器官的功能分派到事物上（例如將毛髮的功能分派給衣著、將髖關節的功能分派給輪子），如此，人使週遭的事物也隨之演化，而其演化又回過頭改變人，這種遞迴過程的效果是大大地加快了演化的步調。 
5. Serres對hominescence的描述，似乎和Le Parasite一書所描述的寄食者仍有許多相似之處，特別在語言（資訊）與勞力（能量）兩者之間奇妙的交換。以前對「寄食者如何用花言巧語反客為主，成為主人的主人」這樣的過程感到有點不解，不過看起來Serres對此提出了一些新的談法：無限脆弱的人無力承受外在世界施加其上的巨大能量；但既然存有物都是資訊與能量的交換者，人可以借用其他存有物 ( 此或可謂剝削 )，漸漸地將能量轉換為可供操作的資訊，先是利用其他的同類，接下來其他的生命，乃至於透過技術轉換整個世界。資訊與能量兩者間的深壑如此填平了。 

寄食者發展到了一個節骨眼仍舊要面對惡的問題，亦即死亡的問題。但讀過一些近年的訪談，感覺Serres隨著年紀漸增，好像有愈來愈樂觀的趨勢，像是幾乎要把希望都押寶在年輕人身上似的。希望何在，還待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