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露

如果巴斯卡手中的筆換成鍵盤，如果他也成了部落客，他還能否繼續沉思？醞釀不再是美德，我們力求表現。從前歐陽修以為文字的疵病只能自見，不必待人指擿；盧梭則對十八世紀的女文豪（Mme d'Épinay?）一旦寫就隻字片語就立刻抓人當朗讀聽眾，感到相當厭煩。雖說暴露原是本能，但這時代對我們來說太方便了。管它什麼珍貴的藏在裡頭，先跟著渣滓一同倒出來再說！

dissociation

只是突然想起這件事。

一直以來我都缺乏和昔友保持聯繫的能力，近況報告橫亙在稍後的對話之前，總寧可或者莫可奈何地在還沒話口前就張惶逃開。把朋友當作檢查哨的衛兵，其心怎如此可鄙？當中也許摻雜些虛榮的情感吧，我想。經過了這樣長一段時間，我說，不，對自己，我沒什麼特別可講的—這讓我多少感到難為情，老實說。

不過告解並非這裡的意圖，我只是想起，而且想寫。寫在這個無可避免按計畫般變成無人造訪的不在之處。脫離互聯網日記黨後，在網路上書寫變得日益艱難，畢竟自我暴露的正當性已被放棄。盧梭生前不願公開他的自白，可是因為青年時暴露狂現行犯的教訓？

我以為我處在一個尚未膠凝沈澱的狀態。我覺得好像有些事情要發生了，但還沒有，現在還不能說，沒有什麼好說的，也許不值得說。但亦可能就像多年前失敗的實驗一樣，什麼都沒有發生。以前我們會怎麼描述這種狀態呢？我知道我需要一點擾動，一陣摩擦，否則將會溺死在過度飽和的透明溶液裡。掙扎之必要。

唯在此處，我勉強能給自己一小段近況的描摹，在其他時候，比方說，電話鈴響時，唯無語才能反應無變化的生活現實。也許我能克服怯懦，回到原來的社會，原來的網絡，但如果H在這裡，我想他會體諒我無法接聽他電話的理由。他一直是我知己。

其實我也有時想念那些失去聯絡的朋友，想念H，想念X（聽說他到大陸工作一段時間了），想念P（特別是P，每當想起她，我真恨自己退卻的體質），想念那幾個姊妹。但。

太陽底下…

André Derain, Arlequin et Pierrot (來源：NGV)

我喜歡 Michel Serres 在 Le tiers-instruit 開頭表演的即興喜劇：

頭戴拿破崙帽，身著多彩補丁裝，國王阿勒金剛結束他在其領地月球的訪查。民眾與記者聚集在一起，引領等待台上的國王報告他的旅遊見聞。「不，月球沒什麼特別的，同我們這兒一點沒兩樣。在太陽底下，一切都相仿。」除了這道評論，國王拒絕再做任何的描述。

民眾先是面面相覷，接著開始憤怒起來。國王千里迢迢巡訪月球，回來竟然只是無可奉告！一個性急的傢伙率先指出，「國王，你說什麼都和這裡一樣，但你的衣服已經背叛了你，那拼貼起來五彩斑斕的補丁披風就像你的旅行記事，正正證明了你所言為假。」

國王阿勒金在聽到這個指控後，決心脫掉他的補丁披風。然而，當他把披風解開那一瞬間，在場觀眾卻爆出歡笑聲。披風底下仍舊是豹貓斑點樣的長衫。國王紅了臉，但仍冷靜決定繼續脫下他的長衫。不，長衫下頭的襯衣仍然花花綠綠。觀眾止不住自己的笑聲，阿勒金困窘站在台上。

最終，國王只能將自己身上衣物全數除去，國王差不多要赤身裸體了。當國王褪盡最後一件內衣時，觀眾噤聲了。阿勒金的身體滿是圖騰，各式各樣的圖案刺印在國王身上，彷若一張世界地圖。赤裸著，但仍舊是拼貼的圖案。光溜溜的國王站在台上，也許噙著淚水。重複又重複，一件件盡是補丁花紋，整部戲此時只能達到反高潮。笑聲終止，彷彿將以此結束這場失敗的即興表演。

觀眾失望地列隊遠離舞台。就在這時，有人不經意瞧見，舞台上發出一道耀眼的白光，他的驚呼聲讓眾人把焦點再放回舞台。「皮耶侯！皮耶侯！」皮耶侯隨著這道光現身，一身的潔白。


俗世裡，蔚為奇觀者，阿勒金陪伴皮耶侯，而皮耶侯陪伴阿勒金，這事必為其一。然而我們常忘卻此罕有的情境，我們通常沈浸在瑣碎平凡裡。或者說我們忘了這種奇觀是如此平凡。我們認為日復一日隨機發生的事件都像背景噪音，白色而不起眼。

旅館餐廳裡，中年女士說，其實這兒也跟台灣差不多，沒特別有意思。問我們做了些什麼。說爬了點山，看到令人驚心的風光。為什麼是爬山，台灣那麼多山，陽明山二十多條步道，在這兒爬，有什麼特別？

中年女士的話讓我有點語塞。我知道她說對了一半。多少次與過去決裂，多少次說「換跑道」，說「再出發」，然後發現一切仍與原來沒有太大不同。這是太陽底下的悲劇，無怪乎阿勒金的眼淚，無怪乎觀眾的靜默。所有的新體驗皆淹沒在重複的訊息裡。

但她沒有說對，或者她隱藏起來的，是長途旅行者每日起身時的渴望：「希望今天再有些新鮮事。」否則為何要漫遊四處，否則為何要遍嚐小食，看盡風光，歷經水土不服，模仿各種奇特的習慣與姿態，從自己口中發出陌生的語音？

我不知道在太陽底下，旅人的渴望會還原成什麼模樣。但願他歸返時，帶著各處的消息。

Les Confessions

近來都在入夢前讀盧梭的告解，或者是辯白──此間差別不很重要。雖然經常覺得他無絕期傾訴自己所受之傷害、之放逐，滑稽地令人難為情，但心底仍佩服他。佩服他願意奉獻自己供人行精神分析，這是本時代躍躍欲試、卻又不夠誠心的我們，難望項背的。

但尤其佩服他完美示範了寄食者的種種特徵，這些遍布在我們時代，但尚未彙整，或不願彙整的特徵。也許這才是秘密所在（如果必要揭發的話）：如何才能從「親愛的媽媽」那兒享用一切，卻毋須耗費太多力氣。要怎麼用言語交換食物？說到取悅的技藝，盧梭是我們的模範。

violence (cont.)

當然，還有個嚴肅的補充，即，儘管說暴力沒有主體，或暴力有著全部的主體，卻不應該陷入冗餘的重複，將其誤認為對歷史共業的這類老調的重彈。權且說，那些宣稱一切因暴力造成的不幸都是歷史共業，因此莫可奈何，因此無話可說……那些人缺乏的不是正義，毋寧說，他們沒有科學精神。

如同岩漿迸發於不同質地的地殼，暴力在不同的關係中展現不同的形式。指認這些形式是關於暴力之科學的課題之一。嘗言，國家是機器，而民眾則如幽靈。在幽靈的蒼白縫細裡冒出的暴力，與在機器的緻密組構裡的暴力，不會一個模樣。如同石灰岩變成大理石，從這到那，暴力進行一回回質變。細緻紋路的暴力：法律；粗糙質地的暴力：肉搏戰。

統治者，熱點。我不知道是統治者奪走了臣民的權力，或者是臣民贈送自身之力量予他，比較確定的是，統治者佔據暴力噴湧而出的熱點。相較於那些圍繞著議題、圍繞著流出物（issue）來來去去、時隱時現的眾幽靈，國家機器的統治者乃暴力之所處，合宜的參考點。

馬英九應該道歉，不是作為行使、指示、默許暴力的主謀而道歉，而是因為他站在暴力蓄積的位置上－－他應該代表所有國民向所有國民道歉。

violence

前天在唱片行上演的警察暴力，延續到今天群眾對警察的暴力。前天的警察局長說歡迎來告，今天的警察局長哭著喊和平就好。暴力由誰而起，國家（機器）或者（暴力）民眾，這一方或者那一方，這個人或者那個人，總之，誰要為暴力負責？

那麼，誰不用為暴力負責？

第一個問題顯得不再重要，因為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太過明顯。昨天的被告，變成今天的控方，明天人們將再度舉發他。不妨加以普遍化吧：暴力的主體是x，而x可以是任何人。馬英九、陳水扁、陳雲林、蔡英文、北投警分局長、民進黨議員……想要繼續數下去嗎－－直到把自己也算上－－，儘管數，而暴力仍然一如往常，維持著定值，一點不曾減少。

如果暴力缺乏主體（既然每個人都可以是、都是嫌犯），然而暴力卻是普遍的，也許要說是客觀的，因為它有著一切客體，那些在力量追逐遊戲裡所有虛弱的無能者。很可能，暴力，是歷史之變化裡暗藏的唯一常數，對此常數所引出的科學，我們知道得很少。我們有著太多控訴暴力者的法律，卻太缺乏管控暴力的科學。

1106行動，也許是這一段維持暴力之恆常的時日裡，唯一有見地的行動，既然它行之以一種安靜的手段，既然它提出了個管控暴力的方向－－修改集會遊行法。然而，從三點訴求的頭兩項看來，我們對揪出暴力主體的渴望，或許還是太強烈（為什麼是控訴者，我們對控訴的渴望來自何處？）。

遠離審判式的哲學

試譯：遠離審判式的哲學（摘譯自 Serres, M. and B. Latour 1995. Conversations on Science, Culture, and Time, pp.132-137.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S 我懇求你──別說要「消除」！我認為排除是歷史與人類最糟糕的行動。不，我們不要排除，相反地，讓我們包容。我建議大家從事分析哲學及與其相關的運動，它們既珍貴又有啟發。分析哲學是極好、也許是最好的學派。我還能再多說些什麼？之前我談到了哲學的歷史，談到論證，談到知識整體──就訓練，就學校、教學而言，它們頗有好處。

但學派的目標就是要結束學派；到了某個年紀，離開就很適當。一個人在農業學校學習專業之後，他還得真正成為個農夫。訓練的終點是成年；教育的終點，或目標，是發明。

BL 我們來談談「嫌疑的哲學」。

MS 為了張揚我對免除審判的請求，讓我稍微談談那些從遠處看來，使我跑向另一方向的哲學──雖然它們吸引我同代人的目光，迷惑了他們好長一段時間。它們是Paul Ricoeur歸類為「嫌疑（suspicion）」的哲學。

我遠離它們有兩個理由。其一是這些哲學以一種彷彿偵探的姿態，好像在看透某人肩膀後頭所暗藏的某種東西。這種姿態立刻招來第三個人，他跟著看透二個人的肩膀，而現在那第二個人也很有嫌疑，如此等等，無窮無盡。這個論證，這第三人的更新版本，開啟了持續狡詐的景象，就像一連串的警察與重犯。因此，哲學變得像是警察國度；事實上，每種警力都需要另一種警力的護衛。當一個警察正在看透某人的肩膀後頭，評估他的居心與內部運作，我們難道該假設那個警察既無自己的肩膀，也無任何居心與內部運作嗎？這使我們進入了一種「偵探式」的邏輯。而最好的偵探就是那個從不被質疑，把自己放在嫌疑之外的人。

批判者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擺脫所有的批判、處在批判之外。他看透其他所有人的肩膀，並且說服大家他自己沒有肩膀，他沒有任何居心。他詢問所有問題是以不會被問到任何問題。換句話說，最好的警察就是最機靈的重犯。批判哲學以杜邦探長（按：愛倫坡筆下的偵探）作結，對此他無懈可擊。

更甚者，對那唯一一個被想像成看透每個人的肩膀，自己卻沒有肩膀的人，你會怎麼稱呼他？上帝。所以，對那些某人以一種威嚴的姿態實行的哲學，認為自己總是對的，總是最有智慧的，最聰明的，最強壯的，我們要相當謹慎。那些哲學總永遠淪落為戰爭的策略。

你想談論倫理。我的（倫理）禁止我玩那種獨特的遊戲。在我開始前，我樂意承認我並不總對。這種和平主義（irenicism）是知識上的誠實需要的根本條件。

BL 是的，這是你作品的註冊商標，對此我們稍後將再多談：你正面（positive），而不批判。也許甚至可以用正面主義（positivist）這個字眼，如果不是已有人用了它的話（按：positivist一般譯作實證主義，意思自然與Latour在這裡用的不同）。在這個多疑心的知識世界裡，你卻不是關於嫌疑的哲學家，為何你如此天真，如果我能這樣說。我們將回到你何以如此的理由。

MS 哲學一旦進入學院，或者獨獨在那兒發展，批判的哲學就誕生了。

所以再次問，為什麼要背離它？因為我不喜歡揀拾殘餘。正如我剛說過的，我討厭不勞而獲這種想法，就像我討厭所有形式的欺騙。我並非無故寫下《寄生蟲》（The Parasite）那本書，裡頭談論依賴別人卻連被懷疑都不的動物。在此有了關於發明之技藝的第一則誡條：「現在你想發現什麼新鮮的東西嗎？那麼就停止欺騙。」其次，我不喜歡回頭看；我喜歡前進。

況且，我們真的知道如何回頭看嗎？人們怎麼做得那樣糟糕？因為喜歡辨認出一既有過程之「可能性的條件」，批判經常混淆了「必要條件」與「充分條件」。我們今天一同暢飲的必要條件是整體的（global）──某種特別的土壤與葡萄酒，慷慨而難得的日光，地理與人的位置關係，賦予我們生命的雙親，形塑我們的時間──這些都是必要條件，顯見而平凡，一點也沒有解釋了什麼可能有趣的事：你和我說著此時此地我們說著的話。為此我們需要尋找充分條件。

但批判者尋找的是那些整體的、一般的條件──全都必要，卻都歸結到母親、父親、歷史，與經濟──所有任何事物都必要有的條件，這些條件容易找，因為它們都是老生常談，卻從無用處。這個或那個人（就像每個人，也許你或我）有著殘酷或仁慈的父親以及溫和或粗口的母親，他吃的是黑麵包或白麵包，處於君主政體或暴虐民主──當我要解釋他某一部歌劇或某一篇天文學論文時，這些於我究竟意味著什麼？只有充分條件才能讓我們跳脫出這些一成不變的做法，但它們將不來自我們自己的努力，不藉由有限的人之力量。誰曾經得到Couperin某部經文歌曲的充分條件？所以，在此有了另一個白費力氣的例子；對必要條件的探尋仍舊處在瑣碎的層次上──那為何要這樣做呢？而在當前，充分條件依然無法企及。如此之回望不甚佳。

因此，批判發現自己持續困鎖在瑣碎與堅定的不可企及之間。

BL 所以，我們之前談到的「關係的超越（the transcendental of relations）」與可能性的條件完全不同囉？你對像康德那樣去組構、證實出基礎的計畫，從不感興趣？

MS 如果那類的基礎真的可及，人們將會認識到它。

BL 所以，關於所有可能關係的哲學既非基礎，也不是可能性的條件？

MS 在拉丁文裡，conditio的確也意味著建立基礎的行動。一個人並不為移動建立基礎；漩渦或火焰之幕並不像堅硬建築的一部分。

BL 還有什麼使你遠離批判性的思維？

MS 我得說，批判性思維的實際操作裡困擾著我的，是一種與此工作的倫理學專業章程有關的特徵。這種特徵允許你節省大量勞力──舉例來說，你可以把各種科學放入括弧或加以懷疑，而無須進入它們的細節，如此以尋找條件或基礎──多麼輕鬆！一種有利於懶惰、無知，甚至欺瞞的不錯論證。相較而言，科學哲學不那麼虛偽；它們直接走入根源──直接進入礦坑裡。我相當尊敬那些實際上進到礦坑裡的人，他們費心在現場走走瞧瞧，他們待在那兒，手上拿著工具，手心長繭，臉上沾滿煤灰。批判的雙手一塵未染。長久以來，人們正確地把批判描述成安逸自在。

做比判斷要好，生產比評價要好。或者甚至，只有在礦坑裡人才習得它的灰或黑。創造比批判要好，發明比分類複製品要好。

BL 所以，批判──批判的習作──在道德上讓你厭惡？

MS 我們之後將再談論到哲學所陷入的那漫長的審判時代。新的事物格外難以發明。如果哲學值得花時間做，那是為了發現這些東西──甚或，發明它們──，而非評價已經完成的事物。參與遊戲比當個吹哨的裁判要好。你現在談到的那些哲學總把自己放在審判的一邊；是以它們為命題的真實與澄澈下決定，為其理性做決定，為其現代性，為其存在的忠實做下決定。在審判處，它們是學院哲學：它們分類且排除，承認而註記。但對我來說，判官真正的任務或對法的敬意，卻似乎在他方，我很快將會給些說明。

哲學渴望創生出一個既具思辨、又處在政治與專業倫理學領域的世界，而非蹲伏在安全不動搖的位置上，在那裡它擁有權利（我不知道這是從誰那兒承繼而來的），能夠去肯定或譴責現代性、理性或所有話語的清晰與否。

但這不是重點，因為事實上，我現在也在此涉入了對批判的批判（並且依據我自己的教訓，這是不公正的批判）。如果你對法有興趣，就像我一般，你一定要去看看我們的傳統──自前蘇格拉底到黑格爾，途經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斯賓諾莎與康德──，試圖發現一有趣而精確的位置，從那兒我們能同時看到法律與科學，科學律則與司法律則，這兩種理性。但這不是批判所在的位置，既然它必須得處在法之外：它是一有生產力的位置。有時我好奇也許這並非西方哲學裡令人驚訝的特徵。今日我們的關鍵問題仍從那裡而來。這不是那種坐在審判席上的事，而是要發明一組新的律則。

我們這時代的大哉問，始自廣島的黎明（按：Serres這裡指的是原子彈於廣島上空爆炸的事件），得去處理一整套法律與科學之間的關係。我們必須再度發明這些關係的位置；是以我們必須生產新的哲學，讓律師得以發明新的法律系統，也許也讓科學家得以發明新的科學。因此，這個困難的時代不再由賦予哲學審判一切的權利所組成──一種在萬物左右設下規矩的王者之位──，而是由以下的責任構成：創造，或發明，生產能夠促使生產的東西，發明或顯現一法律系統，理解並應用一科學。

BL 所以，你對審判式哲學的拒絕，並不是要拒絕法律的哲學？

MS 當然不是。正好相反。

BL 在這全部的潮流中，讓你覺得不具生產力的，並非其觀念而是它們的趨勢。它們似乎對工匠的技藝不甚嫻熟？

MS 依照這個字的希臘文意思來說，它們不夠藝術（artistic）；它們也缺乏詩意或生產力。這些種種趨勢，你難道不覺得有點像是遺痕、終點，既無動力，亦無再度動身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