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審判式的哲學

試譯：遠離審判式的哲學（摘譯自 Serres, M. and B. Latour 1995. Conversations on Science, Culture, and Time, pp.132-137.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S 我懇求你──別說要「消除」！我認為排除是歷史與人類最糟糕的行動。不，我們不要排除，相反地，讓我們包容。我建議大家從事分析哲學及與其相關的運動，它們既珍貴又有啟發。分析哲學是極好、也許是最好的學派。我還能再多說些什麼？之前我談到了哲學的歷史，談到論證，談到知識整體──就訓練，就學校、教學而言，它們頗有好處。

但學派的目標就是要結束學派；到了某個年紀，離開就很適當。一個人在農業學校學習專業之後，他還得真正成為個農夫。訓練的終點是成年；教育的終點，或目標，是發明。

BL 我們來談談「嫌疑的哲學」。

MS 為了張揚我對免除審判的請求，讓我稍微談談那些從遠處看來，使我跑向另一方向的哲學──雖然它們吸引我同代人的目光，迷惑了他們好長一段時間。它們是Paul Ricoeur歸類為「嫌疑（suspicion）」的哲學。

我遠離它們有兩個理由。其一是這些哲學以一種彷彿偵探的姿態，好像在看透某人肩膀後頭所暗藏的某種東西。這種姿態立刻招來第三個人，他跟著看透二個人的肩膀，而現在那第二個人也很有嫌疑，如此等等，無窮無盡。這個論證，這第三人的更新版本，開啟了持續狡詐的景象，就像一連串的警察與重犯。因此，哲學變得像是警察國度；事實上，每種警力都需要另一種警力的護衛。當一個警察正在看透某人的肩膀後頭，評估他的居心與內部運作，我們難道該假設那個警察既無自己的肩膀，也無任何居心與內部運作嗎？這使我們進入了一種「偵探式」的邏輯。而最好的偵探就是那個從不被質疑，把自己放在嫌疑之外的人。

批判者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擺脫所有的批判、處在批判之外。他看透其他所有人的肩膀，並且說服大家他自己沒有肩膀，他沒有任何居心。他詢問所有問題是以不會被問到任何問題。換句話說，最好的警察就是最機靈的重犯。批判哲學以杜邦探長（按：愛倫坡筆下的偵探）作結，對此他無懈可擊。

更甚者，對那唯一一個被想像成看透每個人的肩膀，自己卻沒有肩膀的人，你會怎麼稱呼他？上帝。所以，對那些某人以一種威嚴的姿態實行的哲學，認為自己總是對的，總是最有智慧的，最聰明的，最強壯的，我們要相當謹慎。那些哲學總永遠淪落為戰爭的策略。

你想談論倫理。我的（倫理）禁止我玩那種獨特的遊戲。在我開始前，我樂意承認我並不總對。這種和平主義（irenicism）是知識上的誠實需要的根本條件。

BL 是的，這是你作品的註冊商標，對此我們稍後將再多談：你正面（positive），而不批判。也許甚至可以用正面主義（positivist）這個字眼，如果不是已有人用了它的話（按：positivist一般譯作實證主義，意思自然與Latour在這裡用的不同）。在這個多疑心的知識世界裡，你卻不是關於嫌疑的哲學家，為何你如此天真，如果我能這樣說。我們將回到你何以如此的理由。

MS 哲學一旦進入學院，或者獨獨在那兒發展，批判的哲學就誕生了。

所以再次問，為什麼要背離它？因為我不喜歡揀拾殘餘。正如我剛說過的，我討厭不勞而獲這種想法，就像我討厭所有形式的欺騙。我並非無故寫下《寄生蟲》（The Parasite）那本書，裡頭談論依賴別人卻連被懷疑都不的動物。在此有了關於發明之技藝的第一則誡條：「現在你想發現什麼新鮮的東西嗎？那麼就停止欺騙。」其次，我不喜歡回頭看；我喜歡前進。

況且，我們真的知道如何回頭看嗎？人們怎麼做得那樣糟糕？因為喜歡辨認出一既有過程之「可能性的條件」，批判經常混淆了「必要條件」與「充分條件」。我們今天一同暢飲的必要條件是整體的（global）──某種特別的土壤與葡萄酒，慷慨而難得的日光，地理與人的位置關係，賦予我們生命的雙親，形塑我們的時間──這些都是必要條件，顯見而平凡，一點也沒有解釋了什麼可能有趣的事：你和我說著此時此地我們說著的話。為此我們需要尋找充分條件。

但批判者尋找的是那些整體的、一般的條件──全都必要，卻都歸結到母親、父親、歷史，與經濟──所有任何事物都必要有的條件，這些條件容易找，因為它們都是老生常談，卻從無用處。這個或那個人（就像每個人，也許你或我）有著殘酷或仁慈的父親以及溫和或粗口的母親，他吃的是黑麵包或白麵包，處於君主政體或暴虐民主──當我要解釋他某一部歌劇或某一篇天文學論文時，這些於我究竟意味著什麼？只有充分條件才能讓我們跳脫出這些一成不變的做法，但它們將不來自我們自己的努力，不藉由有限的人之力量。誰曾經得到Couperin某部經文歌曲的充分條件？所以，在此有了另一個白費力氣的例子；對必要條件的探尋仍舊處在瑣碎的層次上──那為何要這樣做呢？而在當前，充分條件依然無法企及。如此之回望不甚佳。

因此，批判發現自己持續困鎖在瑣碎與堅定的不可企及之間。

BL 所以，我們之前談到的「關係的超越（the transcendental of relations）」與可能性的條件完全不同囉？你對像康德那樣去組構、證實出基礎的計畫，從不感興趣？

MS 如果那類的基礎真的可及，人們將會認識到它。

BL 所以，關於所有可能關係的哲學既非基礎，也不是可能性的條件？

MS 在拉丁文裡，conditio的確也意味著建立基礎的行動。一個人並不為移動建立基礎；漩渦或火焰之幕並不像堅硬建築的一部分。

BL 還有什麼使你遠離批判性的思維？

MS 我得說，批判性思維的實際操作裡困擾著我的，是一種與此工作的倫理學專業章程有關的特徵。這種特徵允許你節省大量勞力──舉例來說，你可以把各種科學放入括弧或加以懷疑，而無須進入它們的細節，如此以尋找條件或基礎──多麼輕鬆！一種有利於懶惰、無知，甚至欺瞞的不錯論證。相較而言，科學哲學不那麼虛偽；它們直接走入根源──直接進入礦坑裡。我相當尊敬那些實際上進到礦坑裡的人，他們費心在現場走走瞧瞧，他們待在那兒，手上拿著工具，手心長繭，臉上沾滿煤灰。批判的雙手一塵未染。長久以來，人們正確地把批判描述成安逸自在。

做比判斷要好，生產比評價要好。或者甚至，只有在礦坑裡人才習得它的灰或黑。創造比批判要好，發明比分類複製品要好。

BL 所以，批判──批判的習作──在道德上讓你厭惡？

MS 我們之後將再談論到哲學所陷入的那漫長的審判時代。新的事物格外難以發明。如果哲學值得花時間做，那是為了發現這些東西──甚或，發明它們──，而非評價已經完成的事物。參與遊戲比當個吹哨的裁判要好。你現在談到的那些哲學總把自己放在審判的一邊；是以它們為命題的真實與澄澈下決定，為其理性做決定，為其現代性，為其存在的忠實做下決定。在審判處，它們是學院哲學：它們分類且排除，承認而註記。但對我來說，判官真正的任務或對法的敬意，卻似乎在他方，我很快將會給些說明。

哲學渴望創生出一個既具思辨、又處在政治與專業倫理學領域的世界，而非蹲伏在安全不動搖的位置上，在那裡它擁有權利（我不知道這是從誰那兒承繼而來的），能夠去肯定或譴責現代性、理性或所有話語的清晰與否。

但這不是重點，因為事實上，我現在也在此涉入了對批判的批判（並且依據我自己的教訓，這是不公正的批判）。如果你對法有興趣，就像我一般，你一定要去看看我們的傳統──自前蘇格拉底到黑格爾，途經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斯賓諾莎與康德──，試圖發現一有趣而精確的位置，從那兒我們能同時看到法律與科學，科學律則與司法律則，這兩種理性。但這不是批判所在的位置，既然它必須得處在法之外：它是一有生產力的位置。有時我好奇也許這並非西方哲學裡令人驚訝的特徵。今日我們的關鍵問題仍從那裡而來。這不是那種坐在審判席上的事，而是要發明一組新的律則。

我們這時代的大哉問，始自廣島的黎明（按：Serres這裡指的是原子彈於廣島上空爆炸的事件），得去處理一整套法律與科學之間的關係。我們必須再度發明這些關係的位置；是以我們必須生產新的哲學，讓律師得以發明新的法律系統，也許也讓科學家得以發明新的科學。因此，這個困難的時代不再由賦予哲學審判一切的權利所組成──一種在萬物左右設下規矩的王者之位──，而是由以下的責任構成：創造，或發明，生產能夠促使生產的東西，發明或顯現一法律系統，理解並應用一科學。

BL 所以，你對審判式哲學的拒絕，並不是要拒絕法律的哲學？

MS 當然不是。正好相反。

BL 在這全部的潮流中，讓你覺得不具生產力的，並非其觀念而是它們的趨勢。它們似乎對工匠的技藝不甚嫻熟？

MS 依照這個字的希臘文意思來說，它們不夠藝術（artistic）；它們也缺乏詩意或生產力。這些種種趨勢，你難道不覺得有點像是遺痕、終點，既無動力，亦無再度動身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