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術與怪物--李銳《太平風物》與董啟章《天工開物》的讀後筆記
之前在有點刻意的選擇下,先後讀了中國作家李銳今年出版的小說《太平風物:農具系列小說展覽》(2006,麥田)和香港作家董啟章去年那本有點厚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2005,麥田)。兩本書讀來都覺得好精采,就一直承諾自己要寫點「讀後心得」之類的東西,但一想到該寫得稍微有點認真的樣子就又難以動手,所以決定還是想到什麼就先寫下,權充記憶。
小說還是最吸引我的文體,大概是比較容易讀的關係(當然泰半也跟我讀得少讀得慢,並且往往自動放棄不容易讀的小說有關)。容易讀卻很難想,讀畢一部小說後我常常只能繼續坐在作者安排給讀者的位置上發呆,捨不得離開座位跑到後面大聲嚷嚷些自討沒趣的「後設語言」。喜歡人家用詩去讀詩,也同意討論大概是閱讀論文一種方便有效的辦法,但怎麼用小說讀小說,或怎麼用其他的文體寫小說,我還不明白。
幸好兩位小說家都慷慨地在他們的書裡加上前言或後記,從那些非小說模樣的文字開始(雖然董似乎仍執意把後記寫在小說內外邊界不明之處),也許比較容易……
十八年前那場知識和歷史的震撼讓我明白,幾千年來,被農民們世世代代拿在手上的農具,就是他們的手和腳,就是他們的肩和腿,就是從他們心裏日復一日生長出來的智慧,乾脆說,那些所有的農具根本就是他們身體的一部分,就是人和自然相互剝奪又相互贈與的果實。李銳說他在一九八七年回到曾經插隊的邸家河村短住之前,偶然讀到一本叫做《中國古代農機具》的小冊子。讓他感到著迷與震撼的,是那些農民日常使用的農具擁有的長得不可思議的歷史,亦是那些黃土高原上農民稱呼農具的「方言」(它們從不存在於字典),竟是更有時間感的古音古字。歷史的秘密,原來可以在那些平凡的農具與俚俗的語言裡。因此這是一本關於器具與人、語言與歷史的小說,或者說小說模樣的展覽館。
(李銳,〈前言/農具的教育〉)
因為對各種思索技術與物件的方式感到好奇,所以自從在報紙上讀過李銳這本新書當中的幾則故事,就一直很期待這本書出版。除去前言與附錄,這本書展示了十四則各以不同農具為名的故事,以及拼貼於每則故事前、關於此農具的史料與圖片。書名「太平風物」得自元代王禎的《農書》,但與王禎目睹的美好田園風光不同,這個關於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農具展覽館裡,人與物的關係卻在「翻天覆地」的變化中重組出一個個扭曲的東西--「人與農具的歷史關係早已蕩然無存」,而那些農民與農具一同構成的身體也在時間的割裂下(或許謂以「現代化」之名)轉換成怪物的樣貌。
什麼樣子的怪物?這裡只舉隅一二(原諒在此我無可避免又落入後設語言的圈套--把鮮活的描述語句化約給黯淡無光澤的標籤):「用力少而見功多」的取水用具桔槔,原本人們藉此讓自己更強壯,在某則故事裡卻因為使用地點與方式的轉換(從田園到礦坑火車,從灌溉到偷煤),年輕小夥子竟然因此變成得以自殺的個體;扁擔,身體的延伸而力得以勝任者,在另外一則故事裡則無奈地變形,一心想從北京「走」回五人坪的青年木工,只能把扁擔從肩膀換到大腿上,然而這回擔負的不再是他賴以生存的工具與鋪蓋,而是他失去雙腳的身體……。虛構中有很殘忍的現實。但小說家說他的展覽目的不是要提供「廉價的道德感動」,我接受他的導覽說明,並且也認為描述是為了開啟道德的可能,而非限定感動的方式。
雖然意識到我正在把故事的情節塞到自己的嘴巴裡再吐出來,雖然意識到我正在挑選李銳小說裡也許只有我才需要的文字,但我實在很鍾意那種同時考慮人與物的思考,同時擺放身體與物件的姿勢--那種不以為只有思想才值得思考而物件只能夠操作的思考方式,那種不把人放得很高卻把事物放得很低的驕傲姿態。正如同小說家能夠勇於把歷史與當下混雜在一起,把虛構與現實揉捏成一塊,生活在各種物件四周的我沒有理由無法鼓起勇氣,嘗試混雜事物之層次,容或製造出有希望的怪物。
除了把技術器具納為人的一部分,在別處(同樣我選擇非小說裡的文字),李銳也把語言當作身體的構成項目:
那些困擾著一些哲學家,讓他們窮盡一生努力填充的,語言與世界之間難以跨越的縫隙,在小說家的寫作經驗裡,彷彿從一開始就是相連的,被認為存在於世界上面或下面、總之不是裡面的語言,反而是他們畢其力仍難以分離的肢體。語言不是工具。語言從來就不是工具。語言是和我們的四肢、五官、心臟、大腦一起組成人的重要的一部分。
(李銳,〈我們的可能/代後記〉,收於《萬里無雲》(麥田,2006),頁225-226而寫小說的為文者所仰仗的語言,卻是和人類一起從森林裏走出來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一部分。許多個世紀以來,為文者的作家們一直在為這些自己唸出來寫出來的古老的聲音傷腦筋,至今,他們無法從身上分離那個叫做「語言」的肢體。
(李銳,〈走進台北〉,收於《寂靜的高緯度》(麥田,2003)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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