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與怪物（二）

技術與怪物－－李銳《太平風物》與董啟章《天工開物》的讀後筆記

如果藉由把身體、語言與器具放在同個平面，李銳很容易就擺脫掉寫作者對自己全知全能地位的畏懼－－這種畏懼部分來自於以為思考總領先在書寫經驗之前的想像（難道不能是眼前的鍵盤帶領我的手，我的手再帶領我的思考行進嗎？）－－我的感覺是，董啟章也許更全心全意要與這種恐懼奮鬥。有趣的是，他所採取的方式是書寫更多「自外於人」但曾經環繞在人的物件：收音機、電報／電話、車床、衣車、電視機、汽車、遊戲機、錶、打字機、相機、卡式錄音機，還有具體的書。即使這樣，為《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作序、署名「獨裁者」的香港作家（難道還要忍不住離開位置到後面大聲說，「獨裁者」其實就是董啟章嗎？）說，這本書其實仍只在自我的想像世界打轉，而「自我的文學最終幾乎都是造成思想的短路」。

整本書，我讀到（再度穩坐在作者安排的位置上）盡可能同時包括的所有對立：想像世界與真實世界穿插，小說「人物」虛構出來的生活與以「我」為敘述者彷彿真實的回憶並列（並且在最終匯聚一塊），甚至自「我」口中說出的那些讀來謙虛自省的文字也要與「獨裁者」毫無留情地對過度自我所作的批判互相參照……。然而，我要避開這些惱人的對立可以製造出「所有的可能世界」時（A 與 ~A 總是可以演繹出一切），無可避免捲進更多哲學問題的情況了。再次挑選董啟章小說裡只有我才需要的文字，再次把我的話塞進董啟章的小說情節再說出來，同樣地，我注意到這本小說裡談論的人與物混雜後出現的種種怪物。

怪物既出現在想像模式中的人物世界裡，也出現在寫實模式中的人物互動裡。剪刀手愛德華是小說裡人物／怪物的典型，人物的身體上都裝載著某種器具與物件，在怪物的世界裡，構成元素「種類」上的混雜是必要的（因此，如真人的栩栩，在人物世界裡總是格格不入）；而在〈衣車〉一章裡，「扭曲人」練仙用勝家牌電動縫紉機縫製出一隻隻的怪物，在那個正常／異常、人性／機器清楚區分的時代裡，隱隱有些怪物成形，他們既是機器縫製出來的東西，也是操作機器的那些人。請原諒我把這些怪物又描述成未見明朗的「渾沌」，但我以為，如果「檮阢」模樣的怪物是書寫歷史時的重要產物，「渾沌」模樣的怪物大概是書寫技術時相當適宜的典型。

回到〈書（後記）〉，回到比較容易談論的地方，自「我」的口中董啟章說：

書必須是某一本書，而不是某部著作的純觀念上的顯現。它是book，而不是work，或者text。在邁向無紙化，數位化出版的時代，書這種物面對著消亡的危機，或者至少是變成無足輕重的物的威脅。在物件史中，物件的消失也許並非最可怕的結局，它的非物化可能才是最可悲的下場。

為了避免書化為概念，寫作要為書進行「重新物化」的工程。《天工開物》就在此動機下，自明末清初的宋應星手中走入了阿爺董富的遺物裡，然後再度走入了董啟章的小說裡，並且以一「自然物與人為物並無二致，自然和人也能以工巧創造神奇」的結論展開了小說書寫的可能。

如果說李銳和董啟章這兩本小說該有些共同點的話，除了它們都很自在地（相較於時常都感到不太自在的歷史學家）把過去的真實技術與現在的虛構小說串在一塊之外，在我的眼中，另外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把那些現在益發離我們遠去的技術，以及消失中的舊技術與人的關係，寫進剛剛出版的具體的書裡。

我曾聽說，技術在實現之前都曾經是小說，那些曾被寫在紙本或檔案裡的「技術計畫」和小說沒有太大不同，都是想像的延伸與現實的限制下發展出的尚未實現的創造物。把技術當作小說閱讀會相當有趣，只是這回多了一個新的向度－－抽象與具體間的移動。存在的技術就是那些成為具體的小說。而現在，這兩本小說則試著挽回一些為人所忽視、而再度淪落至抽象的器具與物件，它們在小說書寫中，似乎還留有些具體的存在狀態。這是我覺得這兩本小說相當精采之處。